消息人士：科创板第一批企业范围限定在北京和上海，其他地区企业可能暂时无缘首批
来自接近某地方政府高层的消息人士的说法是，科创板第一批企业范围限定在北京和上海，其他地区企业可能暂时无缘首批，但多个地方都在积极向上交所报送项目，争取在之后的批次中尽快上市。而一位接近交易所人士也表示，头部科创企业还是集中在北上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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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投资项目中，梳理科创板后备企业库，希望通过省委省政府等相关渠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尽快实现上市。”1月16日，湖北高投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湖北高投”）总经理陈丹在融资中国2019资本年会期间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称。
据她介绍，湖北省科教优势明显，有不少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希望通过这类优质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在当地形成具有引领作用的风向标，更好推动当地科技创新、创新创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目前中国证监会正在指导和协同上交所日夜工作，以期推进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
科创板方案与制度设计还没有正式公布，对企业门槛的设定也存在多种意见，但有关第一批企业名单的说法已经开始逐渐清晰。
来自接近某地方政府高层的消息人士的说法是，第一批企业范围限定在北京和上海，其他地区企业可能暂时无缘首批，但多个地方都在积极向上交所报送项目，争取在之后的批次中尽快上市。而一位接近交易所人士也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头部科创企业还是集中在北上深等地。
积极报送项目
在2019“陆家嘴资本夜话”年度高峰论坛上，上交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施东辉做出了关于“VIE架构和红筹股都可以在科创板上市”、“注册制绝不是不审核，还是要审的，会看公司经营的业务和传统道德是否符合”的发言。这再次引发市场对科创板首批企业标的的关注。
目前，有关是否接受红筹和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是否在财务指标之外另设其他指标，尚存争议。第一财经采访的不少投行人士也表示心情紧张，因为不确定之前已经在谈的项目是否符合新标准。
不过，多位投行人士向记者反映，他们了解到，目前上交所和地方政府手上已经掌握了一批后备企业名单，但是第一批名单花落谁家还暂时不能揭晓。记者所知的是，目前武汉、郑州等地都在积极向上交所报送企业项目。
陈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湖北高投作为服务湖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专业投融资机构，近年来已形成了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母基金、产业投资子基金、并购基金、定增基金等一系列基金管理业务体系，其中引导基金板块目前受托管理湖北省三只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目前，正在从两个方面为科创板做准备。
首先，在湖北省委省政府支持下，湖北省金融办、湖北高投与上交所建立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围绕资本市场做一些培训和对接服务。“就在16日，上交所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组织的一些老师就在给湖北重点后备企业培训。”她说。
其次，从当地政府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的项目中，梳理科创板后备企业库，向相关部门、上交所进行积极报送。
“科创板对上市企业有明确要求，在利润、收入、增长等方面会有多元化的科学设计，预计首批上市企业质量应该很高。”陈丹认为，科创板为科技含量高、增长较快、规模还不太大的科技类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渠道。
第一财经从多方获悉，头部券商在科创板首批项目方面优势明显。以湖北为例，地方政府及引导基金在合作券商的选择上，没有特别偏重本地券商，还是希望能够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提高效率和标准。
“我们投资的一家企业，先后换了两家券商，最后选择了中金公司作为保荐机构。企业认为中金保荐通过率高，这是企业行为，我们不会干预。”陈丹说。
根据业内预测，科创板首批上市数量最多几十家，但这一制度创新对多层次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确实是不可低估的。
“为什么说今年整个行业对科创板的期盼会这么高？退出（机制）这一点永远是机构关注的点。”厦门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洁平在上述年会讨论中表示，政府引导基金大规模退出期的到来大致在2022年至2024年，而首次公开募股（IPO）是最理想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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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基金补位长线资金
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创企业需要能够伴随其成长的长线资金来共担风险。而中国目前创投资本期限大部分是5~7年，不足以对科创企业长期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在陈丹看来，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恰恰需要发挥“补位”作用，弥补中国股权投资行业长线资金不足的问题。“2019年才刚过半个月，我们可以看到A股不少上市公司出现了创投股东清仓减持的现象，原因就是他们到了退出时点，必须尽快退出。LP（有限合伙人，即出资人）对投资期限的要求，使得创投机构面临较大压力。”
陈丹认为，除了补位之外，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还要发挥另外两大关键功能——最重要的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重点支持包括高新技术类、成果转化类等对实体产业发展支撑明显的这一类子基金的设立；其次，则要充分发挥引导基金的作用，促进直接融资和股权投资发展，来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
从2018到2019年，股权投资行业的两大关键词一直没有改变——募资难、退出难。据陈丹介绍，自2017年整个行业面临资金端紧张、注册困难、备案放缓、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二级市场不景气等一系列问题，导致行业经历“转型阵痛期”。
与市场化基金相比，政府引导基金在募资端相对较有保证。比如湖北高投基金，目前管理的三只政府引导基金都是纯财政性资金，在出资方面没有困难。
相反的例子是北京市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母基金层面是财政出资，相对稳定，但是因为政府出资不能超过30%的限制，剩余需要合作机构自行募集的部分，不免出现困难。
谢洁平结合厦门的情况介绍说，从财政资金来源看，募资非常有保证；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看，因为“资管新规”等规则出台，这部分资金来源受到较大限制；但是从募资市场的中坚力量来看，像上市公司和产业资本，虽然在去杠杆过程中受到较大影响，但部分主业健康良好的上市公司产业投资人，仍然是股权投资市场非常重要的中坚力量。
“如果有一些政府型的引导基金，在当时出资的设计当中引入了其他的社会资本或者是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或是在当时引入一些结构化的设计，（后者的）出资确实是面临一些困难的。”陈丹表示，在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子基金过程中，切实感觉到“资本寒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她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即使头部机构，募资也出现困难，部分知名投资机构在募资过程中展现出越来越多不确定性，还有部分资金一直在变化和调整。
二是产业类合作伙伴，包括上市公司、产业龙头为主的资金来源，在设立产业链投资基金落地的进度略有放缓，部分公司因为二级市场下行、大股东质押面临爆仓风险而导致基金设立不断推迟或延缓。三是金融机构或大型母基金出资也比较困难。
“目前行业是面临一个转型的调整期，而引导基金作为目前股权投资市场中重要的出资方，相信还是能够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注入一丝的暖意。”她说。
不过，行业经历低潮期，恰恰也是促使股权投资机构回归“初心”的过程。
昌平科技发展母基金总经理王颖16日透露，目前在合作的子基金当中，表现比较好的是一些“黑马机构”，它们是从老牌“白马机构”出来的团队，募资情况实际上非常理想。往往在短期之内，就能从市场上募集到非常有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的基金。
“大的形势只是一个外部环境，关键还是看投资机构团队的实力，以及它们在市场上的口碑。”王颖认为，在当前环境下，无论母基金还是子基金，一定会呈现更加突出的头部效应，强者愈强。而这一轮的筛选，也是大浪淘沙检验真金的过程。
